各位校友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！

       很荣幸获得这样的荣誉！

非常感谢毕业的同学还记得我,赠予我这样的荣誉！

非常感谢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将这样一个尊贵的荣誉授予我！

回顾自己从2002年来到复旦附中，已完整送走了6届同学。

回顾自己在附中近20年的教学，我并不是一个受到同学普遍欢迎的好老师！相反，每届都会有一些同学不能接受我，有的甚至很反感我。我还记得2011届有同学给过我0分的评价，认为我的教育功能是负数；2017届有同学向我写过《我为什么抗拒黄荣华老师的语文课》。

这对一位有一定理想主义倾向的老师来说，其实是一种痛苦，是一种煎熬。

这也就逼得我常常在痛苦与煎熬中反思。在反思中，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当然也发现了同学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
所以，我也常常在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，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，以尽最大可能满足同学们的学习意愿。

当然，当我发现有些是同学自身的问题时，我也绝不会放弃原则，去迁就同学。

在我的心里，一名优秀的老师，他应当有一定的高度，有一定的宽度。

这个“高度”与“宽度”是指专业学养、认知水平与精神境界。

当他站在讲台上时，他应当在这些方面体现出自己的高高与宽度，并引导同学从自己身上跨过去。只有当同学跨过了自己的高度与宽度，才会产生真正的教育价值，实现真正的教育意义。倘若一位老师没有一定的高度与宽度，他的学生可以连脚都不用抬一下，就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了，我以为这位老师的教育价值与教育意义是极小的。

教育有一项重要功能，那就是“长善救失”。

我想说，“长善”不易，“救失”更难，尤其是工具理性控制了整个社会，应试主义控制了整个教育的2010年代，更是如此。

进入2010年代，我们同学有一个普遍“缺失”，那就是“个体意识”的膨胀与“社会意识”的淡薄。而人类现代教育的预设与许诺，是“个体价值”与“社会价值”的融合，以实现“人是目的”的最高教育意义。这其实是人类现代教育的大逻辑，但这一教育的大逻辑，在中国当下教育语境中是不完全的，甚至是破碎的，甚至是被迫反向而动的。

当我发现了同学的这种普遍“缺失”后，我总是期待自己的课堂能“有所作为”。因此，很多课堂是在与同学的“斗争”中推进的。

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做一点“与众不同”的教育的原因。 

比如我一直坚持引导同学以“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的方式”学习传统文化，去阅读6大本《中华古诗文阅读》；比如我一直坚持引导同学以“文化主题贯通单元的方式”学习课本，并展开“单元贯通”写作与交流。

关于“长善救失”的问题，是值得我进一步探究的问题。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

我想，在后面的教学中，我将会尽更大的努力，调整自己的教育策略与方式，力求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。

最后，我要再一次感谢附中海外基金会的厚爱！

感谢同学们的错爱！

谢谢大家！

 2021.4.12